化疗 CHEMO
问题是化疗究竟会杀死谁，是我还是癌症？我的生活变成了漫长的静脉点滴，就成了一种令人痛苦的例行公事：如果不感到疼痛，我就在呕吐；如果不在呕吐，我就在想从前的生活；如果不在想从前的生活，我就在琢磨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这就是我所体验的化疗。
令人痛苦的是治疗具体过程以及那些讨厌的副作用。癌症是一种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有病的感觉，但化疗却是永无休止的实实在在的恐惧，到后来我开始觉得化疗和癌症一样糟，甚至比癌症本身还要可怕。随便哪位局外人一想到癌症便会联想到掉头发、脸色惨白、形容枯槁，而这些实际上都是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化疗是我的静脉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是一种由污染物构成的摧毁一切的河流在慢慢从身体内部开始蚕食的感觉，直到我连一根眨眼用的睫毛都没有剩下。化疗是不停地咳嗽，从胸口咳出一块块神秘的沥青般的东西。化疗是时刻觉得要上卫生间。
为了对付化疗，我便想象咳出来便是被烧死的肿瘤。我想象着化疗对肿瘤发挥了作用，将它们烧焦，然后再将它们从我的体内排出去。当我走进卫生间，当我在经受腹股沟的酸痛时，我总是告诉自己我在排泄死癌细胞。我估计你就是这样做的。那些细胞总得有个去处，对不对？我将癌细胞咳出了体外，排出了体外，用我所知的各种办法将它们清除出去。
除了化疗外，我没有别的生活。以前时刻记住几月几日几点钟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疗程。那年秋天和冬天的每个大的节日，我不是正处于化疗疗程中便是正从化疗疗程中恢复过来。万圣节前夕我是在病床上度过的，身上还插着静脉注射管。我把一包包糖果分发给护士。感恩节我倒是在家度过的，但我躺在沙发上慢慢恢复体力，而我母亲则试图劝我吃几口火鸡肉。我每晚要睡10到12个小时，而当我醒来时，我又会像倒时差外加喝醉酒后那样感到昏昏沉沉。
化疗具有累积的效果。我在3个月的时间里接受了4个疗程的化疗，而每经历一个疗程，我的体内便会增加一份毒素。这起初还不算太糟，但到第二个疗程结束时，我时刻感到难受，总是想睡觉。我会在星期一住进印第安纳波利斯医疗中心，一连5天每天接受5小时化疗，星期五结束。如果不是在接受化疗，那么我也会24小时接受静脉点滴，接受生理盐水和一种保护我的免疫系统的化学物，因为异环磷酰胺的毒性太强，对肾脏和骨髓尤其有害。
但是到第三个疗程时，我已经不顾脸面地与恶心相抗争了。一个巨浪会迎面向我扑来，我会觉得似乎我所有的重要器官都在我体内坏死了。到了第四个疗程时――这是给癌症病人开处的最高疗程，只用在最严重的病症中――我像是回到了胎儿状态，时时刻刻呕吐不已。
尼克斯大夫提出让我作为奥斯丁的家庭病人接受化疗。“你可以在家是进行化疗，我们可以提供咨询。”他说。但是我坚持要去印第安纳波利斯，这样我就可以时刻被监控。
“如果我不舒服的状况加重，我想让你们能够看到，”我告诉他，“如果我有所好转，我也想让你看到。”
化疗药物看上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人们很难相信那么致命的东西看上去会如此平淡无奇。化疗药物装在3个透明的50cc塑料袋里，上面写着我的，日期，剂量以及液体的体积，没有任何沉淀物，看上去完全像一袋袋糖水。真正道明它们真相的是护士们在接触那些塑料袋时手上戴着的厚厚的橡胶手套，以及印在塑料袋上的“危险物品”字样。护士会把一根管子插进塑料袋，然后再通过另一个管子将里面的药物注射到我的导管中，最后再进入我的血液。其中一袋需要一个小时，另一袋需要90分钟，最后一袋需要30分钟。
但是，那些液体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完全可以烧干我体内的所有鲜血。我感觉到我的静脉在被彻底清洗干净。对于我所体验到的这种感觉，医学上的解释是骨髓遏抑，是化疗最常见、最严重的副作用，其表现为红血细胞的再生和成熟受到抑制。化疗虚弱你的造血功能。在第三个疗程中，我的血细胞比容――在我体内流动的总血量的百分比――降到不足25%，而正常人为46%。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被注射了一种促进红血细胞再生的药物：促红细胞生成因子（EPO）。在任何其他场合，服用EPO都会使我受到国际自行车联盟和国际奥委会的制裁，因为这种药物被认为能提高运动员的成绩。但是在我的情况中， EPO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它是惟一让我继续活下的东西。
化疗不仅仅杀死癌细胞――它也杀死健康细胞。它攻击我的骨髓，我的肌肉，我的牙齿，我的喉壁和胃壁，结果使我无法抵抗任何感染。我的牙龈出血，口腔溃疡，没有任何胃口――而这无疑会成为大问题。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我就无法在化疗破坏掉我的皮肤、头发和指甲后重新再造细胞组织。
早晨是最艰难的。我会在晚饭前结束化疗，然后我会尽量吃点东西，再躺到床上看看电视或者接待来看望我的朋友。各种药物会在晚上渗透到我的体内，结果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会感到异常恶心。我只能勉强吃下一样东西：医院餐厅做的苹果馅炸面团。说来也怪，那松脆的面团、外面裹着的糖霜和里面果酱般的苹果馅，能让我的舌头和胃感到舒服一点。
吉姆?奥楚维茨每天早晨都会给我带来满满一大盒。他会坐在床脚，然后我们会一起吃。奥楚每天都给我带那些苹果馅炸面团，即使在我实际上无法吃下去时也一样。
化疗是孤独的。我母亲在我做完脑手术后回帕拉诺去了；她已经用完了她的休假期，无法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请假。她不愿意离开，她觉得只要有她陪在我身旁，我就会有种不同的感觉。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她一直认为只要她小心照料我，什么坏事都不会落到我头上。一旦有强北风刮到帕拉诺时，街面上就会结冰。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便会去东帕拉诺停车场，将一块滑雪板系在汽车后面，轮流拖着大家走。我母亲会开车去那里，坐在车上看着我们。“我觉得只要我在那里，你就不会受伤。”她说。她对化疗的感觉也一样，但她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奥楚接替了她的位置。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时刻陪伴在我的病床旁。每当一个疗程开始时，他都会从威斯康星一路开车过来，坐着陪我，日复一日。奥楚明白化疗会慢慢消磨掉病人的意志，因为他父亲就死于癌症。他深知化疗是多么让人意志消沉，是多么单调乏味，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想方设法分散我的注意力。他教会我怎样玩红心大战，然后他就会坐在我床上，和比尔、丽莎一起4个人一玩就是数小时。在我病得无法自己看报时，他便给我读报和电子邮件。
他带我在医院四周散步，一路推着我的输液架。我们这时便会无话不谈，从自行车赛事到网上股市。一天下午，我们聊起了死亡。我们在阳光下坐在医疗中心外面的一张长凳上。“奥楚，我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我觉得自己还应该活下去，”我说。“如果真的要死，我也一点也不害怕。但是我仍然不相信我就战胜不了这疾病。”
化疗的感觉就像活地狱。我会半醒半梦地躺在床上，没有任何时间感觉，甚至都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不喜欢这样。化疗让我失去方向感，我觉得一切事物都很混乱，都在离我而去。奥楚给我带来了一些规律，使我能够估计时间。他给我带来苹果馅炸面团，和我一直聊到我在某个句子刚说到一半时睡着。我的下巴耷拉到了胸口，奥楚便会踮着脚悄悄离开我的病房。几个小时后，他会带着一在蔬菜回来，给我当午餐，或者给我从医院外面买来一个三明治。午饭后，我们会一起玩牌，直到我又昏昏沉沉地睡着。我的头耷拉下来，眼皮垂下。奥楚会从我的手中拿走纸牌，放回到其它牌中，然后又踮着脚悄悄走出去。
比尔和丽莎在我每个化疗疗程中也都陪着我，而其他人时不时来看我一下，那些没有离我而的赞助商和老朋友则轮流来看我。奥楚、比尔和丽莎是核心小组，是我的社交主席。每天晚上，他们3人都会给我带来一些晚餐；如果我感觉不错的话，我会和他们一起下楼去餐厅，身后拖着我的输液小推车。但我并不是真正要去吃那顿饭，我只是想打破单调的生活。然后我们便会看一会儿电视，直到我开始打瞌睡时，他们又会在晚上7点钟左右离开我，而我一晚上都会是孤独一人。
对于他们3个人来说，一起吃饭或者和克里斯?卡米卡尔或斯科特?麦克伊臣等来看我的人一起吃饭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他们有时去一家名叫圣埃尔莫的非常不错的牛排屋，然后他们会去坎特伯雷旅店的酒吧，在那里抽雪茄烟。如果我没有得病的话，那些正是我最喜欢做的事。他们晚上要走的时候，我会以抱怨的口气说，“你们又要喝得昏天黑地，是吧？”
每当拉?特蕾丝进来给我注射化疗药物时，不管我多么难受，我都会坐起来，尽量集中注意力。
“你给我注射的是什么？”我会问。“这混合药是什么？”
到这个时候，我已经能够像大夫一样熟练地看懂胸片，也很有知道所有的术语和抗恶心剂量。我常常就这些考拉?特蕾丝，然后告诉她哪些药物对付恶心较好，哪些较差。我会说，“这种药少用一点，”或者，“那种药多用一点。”
我不是那种成天抱怨的癌症病人。我不容易对付、不服输、很难缠。我简直就像是癌症的化身。我称癌症为“这狗杂种”。我把它列为我的敌人，看作对我的挑战。当拉?特蕾丝说，“每天要喝5杯水”时，我会一杯接一杯地连喝15杯，直到水从我的下巴流下。
化疗威胁着要剥夺我的独立和自主，这让人感到恼怒。我每天24小时都被输液架束缚着，而且对我来说，让护士和医生来约束我确实是件很难的事。我坚持要表现得仿佛完全参与到治疗中一样。我密切注意血相检查和透视检查，常常像宗教法庭法官一样逗弄拉?特蕾丝。
“我今天的护士是谁，拉?特蕾丝？”
“那种药叫什么，拉?特蕾丝？”
“那种药管什么用，拉?特蕾丝？”
我不停地考问她，就像我是她的上司。拉?特蕾丝与重症病房的护士一起协调我的化疗过程：她制定我的时间安排和抗呕吐疗程，并记录症状。我对一切都做了记录，因此非常清楚我什么时候应该服用什么药。任何一点变化我都会注意到。
拉?特蕾丝采取了对我异常耐心的态度。这对她来说是典型的一天：
“今天的剂量是多少，拉?特蕾丝？”我会问。
“药的成分是什么？”
“今天的药和昨天一样吗？”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拉?特蕾丝？”
“什么时候结束，拉?特蕾丝？”
我把计算输液结束的时间当作一场游戏来做。我会看着我的手表，盯着点滴袋，看着里面的药物一滴一滴地进入我的体内。我试图计算点滴的速率，以及结束的时间，精确到最后一秒钟。
“最后一滴究竟是什么时候，拉?特蕾丝？”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特蕾丝和我形成了一种互相打趣逗乐的关系。我会责备她残酷地控制抗呕吐药。抗呕吐药能让我在接受化疗时感觉不那么难受，但我只能每4小时用一次，所以我常常缠着拉?特蕾丝，要她多加
一点。
“我不能再给你，”她会说，“你3个小时前刚刚用过，所以你还得再等一个小时。”
“行行好吧，拉?特蕾丝。这里都听你指控。你知道这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你只是不想给我而已。”
我偶尔会呕吐得非常厉害，简直要昏过去。“我现在感觉好我了，”事后我会讥讽地对拉?特蕾丝说。
有时候，医院里的饭菜让我非常恼火，特别是早餐。最后，我干脆不让他们把早餐给我端进来。有天早晨，我愁容满面地盯着一盘看似黏乎乎的鸡蛋和像石膏板一样硬的烤面包，我发作起来。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我说。“拉?特蕾丝，你会吃这种东西吗？你看看这玩意儿。你就拿这东西喂人？能不能请谁给我拿点能吃的东西来？”
“兰斯，你想要什么都可以，”拉?特蕾丝平静地说。
拉?特蕾丝对我也是针锋相对。她也会拿我开涮，即使在我病得没有力气笑的时候也一样。
“那是我吗，兰斯？”拉?特蕾丝会故意夸张地同情地问。“是我让感到不舒服的吗？”
我会默默地笑一笑，然后接着呕吐。我们成了朋友，成了化疗中的战友。在疗程与疗程之间，我会回到奥斯丁休息两周来恢复精力。拉?特蕾丝这时便会不停地给我打电话，问问我的情况，让我一定要记得喝各种药水。化疗会破坏我的泌尿管道，因此她总是追着要我补充水份。一天晚上，她给我打来电话时，我正在汽车棚里玩欧克莱公司送给我的一个礼物。那是一辆用钽制造的遥控小汽车，最高时速可达70英里。
“你那里嗡嗡的声音是什么？”她问。
“我正在我的车库里，”我说。
“你在干什么？”她问。
“我正在玩我的玩具汽车，”我说。
“当然是的，”她说。
有一天，我注意到我的皮肤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斑点，很像淡褐色的污渍。那些便是化疗灼伤。
化疗药正从我的体内向外烧死我的细胞组织，留下一块块着色不同的皮肤。我到这时已经进入了第三个疗程，外表看上去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与刚住院时的我相比，我瘦了很多。我只能推着输液架一瘸一拐地在屋里走动，靠这个来进行锻炼。我记得我常常低头看着身上的衣服，感觉我的身体在不停地缩小：我的肌肉不仅变小了，而且很松弛。这是真正的变形，我想，这就是生病的含义。
“我必须保持体形，”我喃喃说，“我需要保持体形。”
不管我想尽什么样的办法，我的体重仍在不断下降。我本来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肉――我身上的脂肪所占的比例很少，而化疗药物就像一群鱼一样不断地吞噬着我。“拉?特蕾丝，我的体重在减轻，”我可怜巴巴地说。“我该怎么办？你看看我的肌肉！你看看我受的这份罪。我要骑车，我要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中。”
“兰斯，这是化疗的作用。”拉?特蕾丝极其耐心地说。“你的体重当然会减轻，这是很自然的事。化疗病人都是这样。”
我实在受不了像冬眠一样呆在医院里。当我无所事事地躺在床上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海水冲到海滩上的死鱼。
“我可以锻炼吗，拉?特蕾丝？”
“你们这里有健身房吗，拉?特蕾丝？”
“兰斯，这是医院，”她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不过，对于那些必须在这里住很久的病人，以及对于像你这样的病人，我们的确有一些固定自行车。”
“我可以骑吗？”我立刻问。
拉?特蕾丝问尼克斯是否可以让我使用健身房，但尼克斯不大赞同。我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全被摧毁，我的身体状况根本不适合进行锻炼。
拉?特蕾丝尽管时刻和我打趣开玩笑，但也非常理解我那种坐立不安的想运动的冲动。有天下午，我本该去接受脑部核磁共振检查，但由于医院里的核磁共振机已经全排满了，拉?特蕾丝便安排我去附近的里雷儿童医院。这两家医院之间有条长约1英里的地下通道，转移病人通常要么使用救护车，要么用轮椅从地下通道推过去。
但是我打定主意坚持不坐车，而要一路走过去。我对那位推着轮椅出现在病房门口的护士说，“我死也不坐那玩意儿。”我告诉她，我们从地下通道一路走到里雷医院去，哪怕是走上一整天。拉?特蕾丝什么也没有说。我动身时，她只是摇了摇头。护士拖着我的输液架跟在我身后。
我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地下通道，然后又走回来。我看上去就像一具驼背弯腰的老头儿。那一趟来回花了我一个多小时。等我回来躺到病床上时，尽管精疲力竭，而且大汗淋漓，但我仍有一种胜利的感觉。
“你硬要与众不同，”拉?特蕾丝笑着说。
到后来，就连走动也变得异常困难。到了化疗第三疗程的第五天，我已经无法在病房四周散步了。我只能整天躺在床上，等待着重新恢复足够的力气回家。星期天早晨，一位男护理员推过一辆轮椅走进我的病房，要推我去大厅办理出院手续。但是我拒绝向轮椅妥协。我怒气冲冲地回绝了。
“绝对不行，”我说，“我要走着出去。”
那位法国人在我的病床前晃动着身子，想把一瓶价值500美元的红葡萄酒送给我，以表示对我的敬意。处于麻醉药物作用下的我昏昏沉沉地盯着他，脑子里还有一丝清醒，在琢磨为什么居然有人愿意把一瓶昂贵的波尔多葡萄酒浪费在一位癌症病人身上。
阿兰?邦杜是科菲蒂斯车队竞赛部的经理，来对进行看似礼节性的拜访，但是我当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允许我进行礼貌的交谈。我正好处在化疗第三疗程后期的痛苦之中，脸色惨白，眼圈发黑。我没有头发，也没有眼睫毛。邦杜在那里尴尬地呆了几分钟，向我保证科菲蒂斯车队不会放弃我，然后就离开了。
“兰斯，我们爱你，”他说，“我们会对你负责到底的，我保证。”
他说完便和我道别，我握了一下他的手。但是，邦杜从我床边走过时给比尔?斯泰普顿做了个手势――他要比尔出去和他谈一谈；比尔跟着邦杜来到了病房外的走道里。邦杜突然对比尔说，他是来谈正事的，他们需要找个单独的地方好好谈谈。
斯泰普顿、邦杜和保罗?谢尔文在医院对面的旅馆找了个灯光暗淡的小房间。保罗是我朋友，会说法语，主动提出为他们做翻译。邦杜一面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一面用法语告诉比尔：由于我的疾病，科菲蒂斯非常遗憾地不得不重新就我的合同进行协商。我与科菲蒂斯车队原来的协议为两年250万美元――但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
比尔不解地摇了摇头。“你说什么？”他说。科菲蒂斯不是公开保证在我与疾病抗争期间将永远支持我吗？现在的化疗刚好进行到一半，根本不是讨论合同的时机。
“我们爱兰斯，我们要对他负责，”邦杜用法语说道。“但是你也得明白，这时而存在着文化差异问题。法国人无法明白有人居然能不工作却照样得到报酬。”
比尔愣住了。他说，“我不敢相信你所说的话。”
邦杜指出，我的合同中有一项条款，要求我通过一个体检。我目前的状况显然是无法通过的，因此科菲蒂斯有权取消合同。他们之所以主动提出重新协商，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已经是非常慷慨大度了。他们不想再兑现合同中所有的条款，而只想兑现其中的某些条款。如果我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新条件，他们就会要求我接受体检，并以此完全终止合同。
比尔站起身来，望着桌子对面的邦杜说，“你混蛋。”
邦杜大吃一惊。
比尔接着说道，“你混蛋。我不敢相信你在这种时候会专程跑到这里来，然后让我回到病房去把一切告诉他。”
比尔已经气愤得失去了控制――倒不是因为科菲蒂斯想从合同中抽身（因为他们有权利那样做），而是因为科菲蒂斯选择了错误的时间，并且居然在背后搞小动作。科菲蒂斯已经向全世界发表过一个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我，而现在他们在赢得了新闻界的交口称赞后，关上门却又是另一回事。比尔一心想保护我，所以直截了当地拒绝在我接受化疗期间和我讨论这件事。
“我不会那么做，”比尔说，“我现在对讨论这件事毫无兴趣。你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让公众舆论去做决定吧。”
邦杜毫不退让。他说，比尔完全知道我们在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科菲蒂斯有权利当天就终止合同，甚至当时就终止。
“你应该明白，合同的生效取决于体检，”邦杜又说。
比尔说，“你们打算派一名大夫来这里吗？你们准备派大夫来这里给他体检吗？”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邦杜说。
“太好了，”比尔说，“我会请所有的电视台派摄像师来，让你们好好表现一下。”
邦杜不停地强调，科菲蒂斯愿意以某个新合同继续留下我――但我也必须满足一些条件。比尔平静了下来，试图让邦杜相信，尽管我看上去情况不佳，但我正在一天天好起来，他们一定能找到一个折衷办法。但是邦杜毫不让步。他们俩谈了两个多小时后仍然毫无结果。最后，比尔站起身要走。如果科菲蒂斯在我住院期间对我落井下石，那么好吧，他说，“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们抛弃了他。”比尔就这样突然终止了商谈。
“你们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他说。
比尔气得浑身发抖地回到我的病房。他到这时已经去了3个多小时，因此我知道一定出了什么事。房门一被他推开，我便问他，“什么事？”
“没什么，”比尔说，“你别担心。”
但是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的心情非常不好，因此我怀疑那一定与我有关。
“什么事？”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比尔说，“他们要重新协商合同中的条款，而且说如果万不得已，他们要对你进行体检。”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要他们滚蛋。”
我想了想。“这件事我们也许应该随它去。”我疲倦地说。我情不自禁地开始怀疑邦杜来这里看我的真实目的是不是了解我的身体状况。我当时认为，而且至今仍然认为，他来医院时做了两手准备：如果我看上去很健康，那么他便会肯定的态度，让合同继续生效；如果我看上去病得很厉害，那么他便会采取强硬态度，要求重新协商合同中的条款或者干脆终止合同。我们觉得那很像是间谍在刺探情报：看看阿姆斯特朗是否快要死了。邦杜显然只看了我一眼便认定我已经生命垂危。
比尔心情沉重，抱歉地说，“我很抱歉又给你带来一个坏消息。”
但是，我还有比科菲蒂斯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别误解我的意思，我当然为钱着急，而且他们所选择的时机和虚情假意的所谓支持都让我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但我还有更加紧迫的问题要思考――怎么才能不呕吐。
比尔说，“我们要拖延时间，要和他们谈判。”他认为他只要能把科菲蒂斯拖延到来年2月，我的身体就可能会有所恢复，也许我就能通过体检。“我们先看看事态怎样发展吧，”他说。我只是哼了一声，因为我正难受得无暇去顾及其他事情。我不想再谈那件事。
在接下来的三四个星期里，科菲蒂斯不断地给我们施加压力，并且明确表示他们决不让步。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要求接受体检，可以安排他们自己的医生从法国飞过来。然后取消整个合同。我仍然不愿意和比尔谈论此事，因为我正处在化疗疗程中最难受的时期。但是比尔有一天坐到我的病房说，“兰斯，他们这次是动真格儿的。”他说，我们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接受他们提出的任何条件。
最终，科菲蒂斯只支付了不到最初两年合同三分之一的报酬，并且添加了一项让他们在1998年终止合同的条款。
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投了不信任票，那种感觉就像他们认为我已经奄奄一息。我明白科菲蒂斯传达给我的信息：我已经被算作死人了。
具有讽刺意义是的，我的感觉越糟，我的病情也就越好。这就是化疗带给你的效果。
到这个时候，我有时难受得根本无法说话，无法吃东西，无法看电视，无法阅读电子邮件，无法在电话里与我母亲交谈。她有天下午从上班的地方给我打来电话，我只能轻声说，“妈，我得换个时间再和你聊。”
如果实在太难受，我便会侧身躺在床上，裹着毯子，与我胃里翻腾的毒素和我皮肤下疯狂的热度相抗争。我会隔着毯子朝外看，痛苦地呻吟着。
化疗使我脑子一片模糊，结果我对那段时间的记忆断断续续，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在我病得最难受的时候，我开始战胜了它。大夫们每天早晨会带着我最新的验血结果进来，而我的验血结果开始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对于癌症来说，有一点非常独特：血指标能反映一切。我们记录我血相中的每一个微小变化； HCG或AFP的任何一点上升或降低都会引起担心或庆祝。
那些数字对我和我的医生们所具重要性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比方说，从10月2日我被诊断出患有癌症到10月14日接受脑部手术之间，我的 HCG从49,600上升到了92,380。刚开始接受化疗时，大夫们只要走进我的病房都会变得非常严肃――我可以看出他们不愿意妄加判断。
但是，他们的脸上渐渐露出了笑容：肿瘤指标开始下降，然后快速下降，到后来开始急速下降。事实上，那些数字下降得太快，连医生们都有些吃惊。我在一个牛皮纸文件夹中记录了我的血指标变化图。仅仅在11月份的3个星期中，HCG就从92,000下降到了9,000。
“药物在你身上起作用了，”尼克斯告诉我。
我有了突破。我知道，如果我想被彻底治愈，过程就应该是这样，就应该像在赛场上一样突然发力。尼克斯说，“你已经领先于治疗安排。”那些数字成了每天最让人高兴的事，成了鼓励我的动机，成了我的黄色领骑衫。黄色领骑衫是环法赛中领先者所穿的运动服，以将他与其他车手区分开来。
我开始将我的恢复视作环法赛的计时赛。我正从身后的队友们那里得到信息反馈，在每个计时点，车队经理都会对着无线电说，“你领先30秒。” 它促使我想骑得更快一点。我开始给我的血指标制定一些目标，而一旦实现那些目标，我都会激动不已。尼克斯会说他们希望在下一次验血时能看到下降50%，我便会全身心地投入在这个数字上，仿佛心中想着它就能让那计数下降一样。“只有原来的一半了，”尼克斯说，我便会觉得像记得了一场胜利一样。然后，有一天，他说，“现在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了。”
我开始感到自己像是赢得了与疾病较量的胜利，这让我恢复了在赛场上争强好斗的天性。我想彻底战胜癌症，就像我在爬坡时战胜所有其他对手一样。我领先地位。“癌症选错了对象，”我向凯文?利文斯顿吹嘘道。“在它四处寻找一个寄主时，它选中了我，结果犯了个大错误，一个天大的错误。”
一天下午，尼克斯大夫来到我的病房，给我念了一个新数字：我的HCG只有96。这简直是太好了。从那一刻起，我只需熬过最后一个、也是毒性最大的一个疗程。我差不多已经好了。
但是我的身体并没有那种感觉。那就是化疗对我的作用。
每次在两个疗程之间，我都会回到我的德克萨斯州的家中。我会慢慢恢复一些精力，直到能够重新开始运动。我渴望空气和锻炼。
朋友们个个竭力不表露出我已经变得多么虚弱。从其他地方来的朋友见到我那苍白、削瘦、没有头发的外表时都感到非常震惊，但他们都掩饰得很好。弗兰基?安德鲁来我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克里斯?卡米卡尔、伟大的奥运会速滑冠军转为外科医生的埃里克?黑顿、埃迪?墨克斯。他们给我做饭，陪我散步，陪我骑车。
我们会从前门出去，沿着通向邦内尔山的一条弯弯曲曲的柏油马路向前骑。邦内尔山高高地耸立在奥斯丁河岸上。要在平时，我的朋友们必须用上兑现的速度才能跟上我那简直要让齿轮断裂、像锤子砸下一样踩踏板的力度，但我们现在却慢得像蜗牛爬行。我会在非常平坦的公路上气喘吁吁。
我想我内心并没有完全接受化疗给我身体造成的影响。我刚开始与癌症较量时非常鲁莽、身体健康、充满信心，我可以看到每个疗程结束后，，我都会被消耗一些，但我根本不知道化疗究竟剥夺了我多少能力，直到我差一点瘫倒在某个陌生人家的前院中。
尼克斯大夫并不主张我骑自行车，但他也没有坚决禁止。他只是说，“现在不是试图保持或提高身体运动能力的时候。不要让身体疲倦。”我没有听他的意见；只要一想到化疗有可能会彻底摧毁我和身体、使我无法恢复原样，我就会感到恐慌。我的身体状况在每况愈下。
我只要一感到自己似乎有足够的精力，我就会对凯文或巴特说，“我们出去骑车吧。”我们一开始会骑上30到50英里，我想象着自己能够不服输、不知疲倦地顶风在道路上骑行。但事实上，每次出去骑车都压根儿没有那种感觉；每次都只是一次绝望、虚弱的表现。
每个疗程结束时，我们都会骑上半个小时，绕着各地区四周简单地骑上一圈。我安慰自己，只要我还能骑车，我的身体就还没有坏到非常糟糕的地步。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两起事件使我明白自己究竟虚弱到了什么程度。有天下午，我和凯文、巴特以及巴特的未婚妻巴巴拉一起出去骑车，骑到一半路程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小陡坡前。我以为自己跟上了他们的速度，但实际情况是我的那些朋友们对我太好了，他们慢得几乎要从车上摔到路边去。他们有时候会突然冲到前面，而我便会在他们的后面边使劲发力边抱怨说，“你们简直要我的命。”他们非常小心，不让我过度劳累，因此我不知道我们的速度有多快或多慢。我们在爬坡时，我还以为自己跟上了他们。
突然，有个身影从我的左边向前冲去。那是一位骑着山地车的50多岁的妇女，从我的身边一晃而过。
她毫不费劲地骑着，甚至都没有出粗气，而我骑在那性能出众的赛车上仍然呼哧呼哧地气喘吁吁。我跟不上她的速度，这在自行车术语中叫“掉队”。我已经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可仍然跟不上她。
你在欺骗你自己。你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感觉良好。然而，一位骑着山地车的中年妇女都能超过你，你立刻明白自己应该处在什么地步。我不得不承认自已的状况非常不好。
在化疗疗程之间骑车变成了一种越来越艰难的努力，我不得不承认这已经不再是身体状况好不好的问题。我现在纯粹是为骑车而骑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概念。只能骑上半小时。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过只能骑半小时车的经历。
我在得病之前并不热爱自行车。我对自行车的看法比较简单：它是我的职业，我在这一行中干得不错。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途径，是离开帕拉诺的办法，是得到财富和名誉的潜在渠道，但不是让我从中得到快乐的东西，也不是诗情画意的东西。它是我的职业，是我赖以生存的途径，是我生的目的，但我无法说自己热爱它。
我过来从来不会为骑车而骑车――我以前骑车一定得有个目的，要么参加某项赛事，要么进行训练。我以前甚至都不会去考虑只骑半小时或一小时。真正的车手甚至都不会仅仅为骑一小时车就把自行车从车库里取出来。
巴特会打来电话说，“我们出去骑车吧。”
我会说，“为什么？”
但是我现在不仅热爱自行车，而且需要它。我需要它暂时将我的问题放到一边，需要它向我自己和我朋友证明我自己。我骑车有了原因：我想让每个人看到我很健康，看到我仍然能够骑车――也许我还想向我自己证明这一点。
“兰斯情况怎么样？”人们会问。
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回答，“他好像很不错。他又在骑车了。”
也许我需要告诉我自己，不管我变得多么虚弱，我仍然是个车手，不只是一个癌症病人。如果真的什么目的也没有，那么骑车是我对付疾病、重新找回被癌症夺走的自信的一个办法。我仍然能骑车，我安慰自己说，虽然我可能无法像以前那样骑车，但我仍然能够骑车。
但是，有一天，凯文和我的另一个朋友――奥斯丁的一位车手――吉姆?伍德曼来带我去骑一会儿车。手术后的伤疤当时仍然没有消退，所以我戴上了头盔。我们慢慢地骑着。我以前绝对不会把这算作骑车。
我们来到了一个小坡道，其实一点也不难，只是一个小斜坡。你只需从座凳上站起身，使劲踩上一两下。这种事我经历过上百万次。走向，踩下去，然后坐下来，向左边一拐，你就出了街区。
但是我做不到。斜坡刚骑到一半，我就上气不接下气。我屁股下的自行车在左右摇晃，我停住车，将一只脚踩到人行道上。我感到头昏。
我试着深呼吸，但我好像无法吸入足够的空气来恢复体力。黑色和银色的斑点在我眼前飞舞。我下了车。凯文和吉姆倒转过来，停住车，很是焦急。
我在某个陌生人家门前的路缘上坐下来，将头埋在双膝之间。
凯文立刻走到了我的身旁。“你没事吧？”他问。
“让我喘口气，”我喘息着说，“你们不用管我，往前骑吧。我会骑回家的。”
吉姆说，“我们也许该叫辆救护车。”
“不用，”我说，“让我在这里坐一会儿就行了。”
我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声，那声音就像“呼”，“呼”。接着，就连坐在那里也显得非常艰难。我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就像你坐久了突然站起身来的那种感觉――只是我当时并没有想站起来。
我身子往后一仰，躺在草坪上，盯着天空，然后闭上眼睛。
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
凯文六神无主地守在我身边。“兰斯！”他大声叫道。“兰斯！”
我睁开眼睛。
“我打电话叫救护车，”他焦急地说。
“不用，”我生气地说，“不用，我只需要休息一会儿。”
“好吧，好吧。”他说，让我们俩都平静下来。
几分钟后，我的呼吸逐渐恢复了正常。我重新坐起身，尽量强打精神。我站起来，试着重新骑到车上。我的双腿在颤抖，但我却能够骑着下坡。我们慢慢沿来路往回骑，回到了我家。凯文和吉姆紧紧骑在我身旁，密切注视着我的动静。
我一面深深地喘着气，一面向他们解释刚才所发生的事。化疗杀死了我体内健康的血细胞，降低了我的血红蛋白计数。血红蛋白将氧气输送到身体一些关键的区域，一个健康的人正常的血红蛋白计数为13至15。
我只有7。我的血液已经完全被耗尽。每两星期一次，化疗药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无情地攻击我的血液系统，而且我那天骑车用力过度。
我那天为此付出了代价。
但我不会因此而不再骑车。
这个地球上有许多天使，她们以非常微妙的形式来到这世界上。我认为拉?特蕾丝就是一位天使。从外表上看，她与那些身着浆洗过的制服、手拿记事板和注射器的办事效率极高的护士没有任何区别。她没有白天黑夜地长时间工作，下班后回家照料她那开卡车的丈夫兰迪和两个孩子：7岁的泰勒和4岁的莫根。如果说她也有疲倦的时候，那么她从来不表露出来。她在我的眼里是个独特的女人，完全没有人们常见的抱怨。对自己的职责非常清楚，给别人以关怀时毫不犹豫。如果这还不算是天使般的行为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以能算。
每到傍晚和晚上，除了拉?特蕾丝外，我的病房里常常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如果我有力气，我们会正儿八经地聊上一会儿。我和大多数人在一起时总是比较腼腆，话也不多，但和拉?特蕾丝在一起时，我发现自己话特别多。这可能是因为她说话轻声细语，而且善于表达她自己。拉?特蕾丝不到30岁，长得非常漂亮，有着牛奶咖啡色的皮肤，但她的自制力和善解人意远远超出她的年龄。在其他同龄人晚上去夜总会的时候，她已经当上了肿瘤研究室的护士长。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满足就是让别人少一份痛苦，”她说。
她向我问起赛场上的事，我发现自己给她讲起自行车时是那么高兴，而这种兴奋感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过。“你是怎样怎样开始骑车的？”她问我。我给她讲了我的第一辆自行车的事，以及最初的那种解放感，并且说我自16岁以来别的什么也没有干，只是骑车。我给她讲起了我多年来的队友，讲到了他们的幽默和无私，我讲到了我母亲，讲到了她对我的意义。
我告诉她自行车运动带给我的一切，给她讲了欧洲的各项赛事，其独特的教育，以及其中的财富。我骄傲地给她看了一张我家的照片，还邀请她去作客。我给她看了我运动生涯不同时期的照片。她翻看着我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冲过终点线的身影，时不时地会指着一张照片问我，“你这是在哪里？”
我告诉她我担心的是我的赞助商科菲蒂斯，并且向她解释了我和他们之间的问题。我告诉她我感到有压力。“我需要保持强壮的身体，我需要保持强壮的身体，”我不停地念叨着。
“兰斯，你得听身体的，”她柔声说，“我知道你的心想飞离这里。我知道你的心在对你说，‘嗨，我们去骑车吧！’但你得听身体的。让它休息一会儿吧。”
我给她描述我和自行车，超轻的车身，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设计的车轮是多么优雅，性能是多么良好。我告诉她车上的每个部件值多少钱，重量有多少，以及有什么用。我告诉她怎样将自行车拆开，装进包里提着走。我还告诉她，我对自行车的每部分了如指掌，能够在刹那间对它进行调整。
我告诉她，自行车必须与你的身体相配，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就像被焊接在车上一样。车架越轻，车的反应就越灵敏，而我的赛车只有18磅重。车轮会对车身产生离心作用，我告诉她。离心力越大，动力也就越大。这就是车速的关键。“车轮上有32根轮辐，”我说。快速拆卸的杠杆能使你将车轮迅速取下，更换新车轮。我的机械师不到10秒钟就能补好轮胎。
“你总是这样弯着腰不累吗？”她问。
累，我说，有时候累得腰都像要断了一样，但这就是速度的代价。车把只有车手的肩膀那么宽，我解释说，而且呈半月形向下弯曲，这样你在车上才能采取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姿势。
“你们骑车时用的座凳为什么那么小？”她问。
赛车座凳非常窄，形状完全按人体解剖原理设计，其背后的原因是如果你要一连在上面坐上6个小时，你肯定不希望有任何东西擦伤你的大腿。你宁可忍受硬座凳，也不愿意遭受大腿被擦伤的折磨。就连你穿的衣服也有讲究。骑行服轻而薄，必须完全贴身，因为你必须穿着这种衣服经受各种天气状况，不管是酷暑还是冰雹。骑行服可以说就是你的第二层皮肤。短裤上有羚羊皮座垫，缝制时针脚藏在里面，以避免骑手出皮疹。
当我把关于自行车该讲的一切都告诉过拉?特蕾丝后，我给她讲起了风。我向她描述风吹在我脸上和头发上的感觉。我给她讲述在野外看着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以及远方山谷中波光粼粼的湖面时的感觉。有时候，迎面吹来的风像我的亲密朋友；有时候，它像我的仇敌；有时候，它又像上帝的手在推着我向前。我向她描述冲下山坡时的感觉，那就像踩着两个只有1英寸宽的车轮在飞翔。
“你在那里是多么自由啊！”我说。
“你热爱它，”她说。
“是吗？”我说。
“是啊，我可以从你的眼睛里看出来，”她说。
我真正意识到拉?特蕾丝是天使，是在化疗最后一个疗程快要结束的一个晚上。我侧身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边打着瞌睡边看着化疗药物一滴一滴地慢慢进入我的体内。拉?特蕾丝坐在我身旁陪我，尽管我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你怎么看，拉?特蕾丝？”我轻声问道，“你觉得我能熬过去吗？”
“那当然，”她说，“你一定能。”
“真希望你说得准，”我说着又重新闭上眼睛。
拉?特蕾丝朝我探过身来。
“兰斯，”她柔声说，“我希望我将来只是你想象中的一个意念。我不会一辈子都在你的生活中。等你离开这里后，我希望我永远不会再在这里见到你。等你好了之后，嗨，一定要让我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你，而不是在这里。我希望在你需要我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然后我希望我永远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你会说， ‘印第安纳的那位护士叫什么来着？我是不是只在梦中见过她？’”
这是人们对我说过的最充满关爱的话。我会永远记住这美好的祝愿。
1996年12月13日，我接受了最后一次化疗。现在该回家了。
在我接受最后一次化疗之前，克雷格?尼克斯过来看我。他想和我谈谈癌症更深远的含义，谈谈“癌症康复病人的义务”。
这是一直压在我心头的一个话题。我在最后3个月里多次对尼克斯和拉?特蕾丝说过，“人们需要了解癌症”。在我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也和其他病友结下了越来越深的友谊。我常常难受得无法与其他病人交往，但有天下午，拉?特蕾丝请我去儿童病房和一个就要开始接受化疗的男孩聊聊。那男孩很害怕，也很敏感，就像我一样。我在他那里呆了一会儿，告诉他，“我一直病得很厉害，但我现在正慢慢好起来。”然后我给他看了我的驾驶执照。
在我接受化疗期间，我的驾照过期了。我完全可以一直拖到等我身体好一点、等我头上长出一些头发后再去更换，但我决定不那么做。我穿上衣服，硬撑着去了机动车辆局，站在照相机前拍照。我头上没有一根头发，也没有眼睫毛和眉毛，我的皮肤像鸽子腹部一样白。但我对着照相机镜头露出了笑容。
“我想留着这张照片，这样等我好了之后，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曾经病得多么厉害。”我说。“你必须与它抗争。”
从那以后，拉?特蕾丝越来越频繁地请我去与其他病人交谈。知道有位运动员在和他们一起与癌症抗争对他们似乎很有帮助。有天下午，拉?特蕾丝说我虽然还在问她各种问题，但这些问题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起初问的问题只是关于我自己、我自己的治疗、我所用的剂量和涉及到我的具体问题，但我现在开始问起了其他人。我非常吃惊地读到有800万美国癌症做伴，因此我怎么能觉得我自己是个孤立的问题呢？“你能相信有多少人患有癌症吗？”我问拉?特蕾丝。
“你变了，”她赞许地说，“你现在开始为他人着想了。”
尼克斯大夫告诉我，一切迹象都表明我将会成为那些战胜癌症的幸运儿之一。他说，随着我的健康日益好转，我可能会觉得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再只局限于我自己。癌症既可以是一个机会，也可以是一份责任。尼克斯大夫见过各种各样的癌症病人变成了热忱的抗癌积极分子，他希望我也能成为其中一员。
我也希望能那样。我开始把癌症视作能给他人带来益处的东西。我想创办一个基金会，我征求尼克斯大夫的意见，看看这样的基金会都能做些什么。我还不清楚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要为他人服务的使命感，而且我非常看重它，世界上任何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
我有一种新的使命感，而且与我从自行车上获得免得毫无关系。有些人不会明白这一点，但我已不再觉得自己的人生角色就是车手。也许我的角色是名癌症幸存者。我最强烈的纽带与情感都属于那些和癌症抗争的人，那些像我一样问过“我是不是会死”的人。
我和斯蒂夫?沃尔沃聊过我的这种新感觉，他说，“我觉得你命中注定要得这种疾病。一，因为你也许能战胜它；二，因为你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潜力远不止只当一名赛车手。”
化疗的第三疗程结束时，我给比尔?斯泰普顿打了个电话。“你能不能查一查创办一个慈善基金会都需要什么手续？”比尔、巴特和另一位密友（也是位业余自行车手）约翰?考里奥特有天下午在奥斯丁的一家餐馆和我一起集思广益。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该如何着手创办一个基金会，也不知道该筹集多少钱，但那顿午饭吃完时，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在奥斯丁举办一次慈善自行车赛。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玫瑰自行车赛”。我问是否有人有时间来负责这个项目，考里奥特举起了手。考里奥特在一家夜总会当酒吧招待，我以前常去那酒吧，偶尔也顶替他充当一次酒吧招待。他说他时间安排可以允许他有工夫认真地负责好这个项目。这是个最佳的解决方案：我们不想有许多其他开支，而无论筹集到多少款项，我们都直接用在对付癌症上。
但是，比尔对这个基金会的基本目的不是太清楚。我知道，由于我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人们自然会听我的，但我不想把这个基金会变成我进行自我宣传的讲坛。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而且我永远不知道我在自己战胜癌症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我对其中的意义并不真正十分清楚。我只是想告诉人们，“坚决抗争到底，就像我一样。”
在和尼克斯大夫谈到我能如何尽一份力量时，我决定研究也算作这个基金会的目标之一。爱因霍恩大夫和尼克斯大夫的学识使我受益匪浅，因此我想以某种微不足道和办法来报答他们俩以及其他医护人员在我身上所花的精力和给我的关怀。我设想成立一个科学咨询委员会，对请求提供资金的申请进行评估，然后决定哪些请求最好、最舍得提供经费，最后将经费发放出去。
但是，与癌症的较量有那么多战场，我不能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一个方面。我结识了那么多直接和间接地参与这场战斗的新朋友：病人、医生，护士，家庭成员，和科学家。我开始觉得我和他们的关系要比与我所认识的一些车手之间的关系还要亲密。这个基金会能使我与他们所有的人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
我要通过这个基金会把我在过去几个月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告诉大家：如何克服恐惧，听取不同意见的重要性，对疾病的彻底了解，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的作用。尤其要让大家知道，得了癌症并不一定就是被头版死刑。它有可能是通向第二次生命、通向内心世界、通向更好生活的一条道路。
最后一个疗程的化疗结束后，我在医院里多住了几天，一方面是为了恢复体力国，另一方面是为了处理零星事务。其中一项便是我的导管。取出导管的那一天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已经戴着它生活了近4个月。我对尼克斯说，“嗨，你能把这玩意儿取出来吗？”
他说，“当然可以。”
我有一咱如释重负的感觉――既然他同意将导管取出来，那么他一定相信我再也用不着它了。希望再需要化疗了。
第二天，一位见习医生走进我的病房，要从我的胸前取出那一直折磨着我的丑陋的玩意儿。但是取出导管并不容易，因为它埋在我的体内太久，已经长到了皮肤里。见习医生折腾了半天，仍然没有能将它取出来。他只好叫来一位更有经验的医生，而这位医生几乎是将它直接拽了出来。那是撕心裂肺的疼痛，我甚至觉得导管被拨出来时，我听到了撕裂的声音。接着，伤口出现了感染，医生们只好给我做了个小手术，清洗伤口后再进行缝合。那真是难受，可能是整个4个月中最糟糕的经历。一切结束后，我气极了，向他们索要了那根导管。我要保留它，而我也确实一直保留着，装在一个小塑料文件袋里，算是一个纪念。
还有一件事要商谈：尼克斯对我的健康进行了最后一次分析。我会经历一段不确定期。最后一个化疗疗程仍然常常无法彻底消灭所有的癌细胞，因此我需要每个月验血、进行体检，以确保疾病没有卷土重来。他提醒我，我的血指标仍然没有完全恢复正常，我的胸片上仍然有肿瘤的瘢痕组织。
我有些担忧。尼克斯安慰我说，“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只是一些小的异常情况。我们认为那些瘢痕组织一定会消失。”如果我完全治愈了，瘢痕组织和血指标问题都会自行得到解决。但是谁也无法保证；第一年是关键。如果疾病复发，那么一年后我们就能看出来。
我希望完全康复，现在就完全康复。我不想等到一年后才知道结果。
我回到了家中，想重新恢复我原来的生活。我起初过得比较悠闲，只是偶尔打打高尔夫，为基金会的事出谋划策。我宽慰地发现，尽管我体内的癌细胞已经被清除，我的身体好像并没有被化疗摧毁。但是我仍然感觉像个癌症病人，过去3个月内被我压制住的那些感情又开始抬头了。
有天下午，我约好了要与比尔?斯泰普顿和一位名叫德鲁?邓沃斯的朋友去一家名叫“洋葱溪”的俱乐部打一会儿高尔夫。邓沃斯是一位淋巴癌幸存者。我的头发还没有长回来，而且我不能晒太多的太阳，于是我便戴上了那种能拉下来护住耳朵的滑稽帽子。我去俱乐部的商店买几个球。店里有一个小伙子站在柜台后。他打量着我，脸上带着傻笑，说，“你准备戴这帽子去打球？”
“是啊，”我说。
“你不觉得球场上很热吗？”他说。
我一把将帽子拉下来，让他看到光秃秃的脑袋和脑袋上的伤疤，然后我跳到柜台里面。
“你看到这些该死的伤疤了吗？”我咆哮道。
那家伙向后退缩着。
“所以我要戴着这帽子，”我说，“因为我得了癌症。”
我重新戴上帽子，大步走出了商店，浑身气得发抖。
我承认自已太敏感。我仍然要在医生的办公室里花很多时间。我每周都要让约曼大夫给我抽血，这样才能让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大夫们知道我的情况。他们时刻监测我的情况。对于像癌症这样的疾病，监测非常重要，因为决定你生死的就是那些结果――验血的结果，CT扫描的结果，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你靠知道你有所好转而活着。对于我来说，癌症来得很快，去得也很快，但它有可能会同样快地复发。
回到奥斯丁几个星期后，拉?特蕾丝有一天给约曼大夫打电话询问各项检查的结果。她将结果记下来后，将它们拿去给尼克斯大夫看。他看了一眼她递给他的那张纸，笑着还给她说，“干吗这次不由你来给他打电话呢？”
拉?特蕾丝拨通了我家的电话。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这些数字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每次都会紧张不安地坐在电话旁等待结果。我立刻拿起了电话。
“我们得到了验血结果，”拉?特蕾丝说。
“怎么样？”我紧张地问。
“兰斯，一切都很正常，”她说。
我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在琢磨：疾病已经离我而去，但这有可能只是暂时现象。我的前面仍然有漫长的一年，如果疾病复发，那么很可能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发生。但是在那一刻，至少在那短暂和宝贵的一刻，我的体内已经没有了任何癌细胞的迹象。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害怕如果我开口的话，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会长舒一口气。
“我真高兴能给你带来这好消息，”拉?特蕾丝说。
我叹了口气。 |
发表于 2007-9-5 19: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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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9-5 19: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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